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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的作用(共9篇)

时间:2018-03-18 来源:历史故事 点击:

篇一:科学史的作用

动量及动量守和定律发现的意义(对历史、科学史的意义)详细一点

历史上关于动量守恒定律的研究较早,在历史和科学史上,它为发现作用与反作用定律提供了条件,为能量守恒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根基,是经典力学的奠基石.它是自然界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守恒定律之一,它既适用于宏观物体,也适用于微观粒子;既适用于低速运动物体,也适用于高速运动物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规律.

篇二:科学史的作用

谁能举例证明实验精神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啊?跪求啊~~~

太多了,爱迪生的实验失败的次数不是很多吗,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很大呀,所有的结论和推测都需要实验去检验【科学史的作用】

篇三:科学史的作用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简史

英国着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1〕这是李约瑟难题之一.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前人相关资料后,想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中来认识这一问题,力图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学技术比较观之浅议
所谓科学技术的比较观,就是对比较两种科学技术所持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是关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对比的方法论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事物做出选择或比较,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如“甲比已好”,显然主体把甲和已进行了对比后而说的;而有些是不经意的,我们能从语言和行动中推测出来主体所做出的结论或选择是经过了比较的,但主体可能却没有明确表示其比较意向.如“甲优秀(或好)”单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主体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经过比较后而说的.还有我们常常做出一些选择,如 “舍生取义” “舍近求远”“舍鱼而取熊掌”等这些都是经过主体比较了的.“舍身”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为“远”比“近”更合适;“舍鱼”是因为还有比“鱼”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较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遵循那些基本原则呢?
(1)属性相同.我们常说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较的两种事物在属性上应当是同类别的,不同类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较(当然分类标准应当同一).如把甲物体的质量和乙物体的体积做比较就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区分出来二者在两个不同属性上的差异来.因此要比较两个事物在某一属性上的差异,必须就两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属性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2)时期(阶段)相同.在对两个事物同一属性进行比较时,有时这一属性的历史跨度比较长,中间可能分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事物的属性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对同一属性领域的同一历史阶段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如要比较中西科学特征,由于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一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状况不同,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科学发展也不相同,又由于中西历史阶段不完全对等,社会形态不统一,自然科学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会形态背景下进行,只能按照历史时代来划分整个科学史,根据科学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个科学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与本文有关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对古代史欧洲还又分为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两部分,我们统一把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归到古代(包括中世纪时期),把中世纪以后的历史统一归到近代.拿历史纪元来说,可能更准确些,即把17世纪以前统一划到古代史,17世纪到19世纪为近代,19世纪以后为现代.
(3)坚持联系的观点.要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必须联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学基础,由于科学技术具有传承性,后来的科学总是在先前的水平上发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断这种联系,而只片面讨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思想,这也是科学史的辩证法.
二 对中国科学发展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的再认识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大约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为止,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1) 欧洲中世纪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历史学通常把西罗马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而科学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千年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欧洲科学由于遭到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和迫害沦为神学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义都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镇压.尤其是当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以后,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教会这种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敌视、压制以对自然的自由探索为己任的科学.其中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藏书达70万册,珍藏着人类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毁,以及由柏拉图创建,持续了900多年的希腊学术大本营__柏拉图学院被封闭(公元529年),这标志着欧洲古典科学文化的终结和科学史意义上的欧洲“黑暗中世纪”的真正开始.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这种环境下,科学知识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当然阻力重重,停滞不前.
(2)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科技领先的思考.
由于欧洲在中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不可能在这时期有大的发展,出现倒退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中国在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平稳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转折和变化,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至少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时期就是例证.如此说来,中国从汉唐以来长达近千年领先世界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无不有关.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还是能适应科技发展的,从而出现了唐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史实;而欧洲此时却一蹶不振,进入昏睡状态.由于欧洲的停顿才显示出中国科技的一枝独秀.而我们的古人此时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独领风骚,是一种占天时之利而领先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冷静分析,在这种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先背后,是否还潜藏着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于那样盲目乐观,以“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而自居.这种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中国从宋朝以后忽视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不思进取,满于现状.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为此,我们就不能仅局限在明清之际找原因(明清时候科技落后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国人也渐渐认识到这种差距罢了),而应当从比较中西古代科技特点入手,查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科学的特征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
四 中西古代科学特点之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后期的“原子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没有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2.数学方面的比较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他们崇拜数学,尤以柏拉图为最.他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 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到了后期,欧几里德将所有几何命题通过一组公设推导出来.他的《几何原本》把古希腊数学推向理论最高峰,开创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数学理论首先达到体系化,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古代中国,数学基本上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学科的发展随生产实际的需要而变化,多为条块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数领域;而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数运算,算法很高明,却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各部分关联性差,没有形成体系,而且还集中在代数领域,几何方面似乎羞于启齿,即使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异常的高.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

篇四:科学史的作用

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

科学技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老邓有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可以从西方的工业革命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7世纪时珍妮机的发明机应用,拉开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序幕,是一次技术上的革新.简单说也就是织布机方面的科学改良,提高了工作效率.后来,瓦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蒸汽机进行改良,使得改良后的蒸汽机效率大大提高,并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此时,各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部门纷纷革新,交通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源的需求量也增大,带动了钢铁煤炭等的发展,由此人类也进入了钢铁时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起点,此即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机器成为工厂的主导因素,内燃机也广泛应用,电报、电灯等新式用品出现,电的出现以及内燃机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规模,人了社会进入电气时代,社会发展进步迅速,各类应用设施已经出现,科技起着主导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巨型计算机、原子武器、航天科技、克隆技术等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一次革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革命是纯粹以科技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为主要产业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高效的社会生产率,人类进入了全新的时代.而科学技术是主导.
有过权威调查“仅工业革命期间创造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创造财富的总和”.可见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纵观这三次工业革命,虽然是以工业为主,但是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科学技术推动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并使之不断进行着技术上的改良,从而达到发展的目的.
这也正应了老邓的那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篇五:科学史的作用

物理史和科学史
物理史是科学史的重要部分,科学史既为科学又是文化.谈谈对此的理解.

我说下我的理解
物理学在古时候,就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是个物理学家.哲学是探求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而物理学研究的是存在.一旦发现了“存在”的奥妙,必然会对意识产生影响.牛顿同学最有名的着作叫做,自然哲学就是物理学么.包括我们现在来看,很多物理学家都是哲学家,都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爱因斯坦等.历史上好多次人类精神文明的变革,都是和物理分不开的,比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等.科学发展了,人是思想也变化了.科学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文化.
物理学在整个科学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千百年来,物理学一直走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最前沿,远的不说,就说人类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那一次不是物理作为主力军呢?物理成果,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
物理的研究方法,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篇六: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争论对科学研究有什么促进作用?
如题

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是科学认识的一般过程,或者说,它是关于各种一般科学方法的理论.它不是研究各门科学的具体方法(如物理学中测定电子电荷的油滴法,考古学中应用同位素碳14断代法,天文学中利用天体光谱线的红移来测定天体在视线方向的运动速度,等等),而是要研究那些适用于各门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如观察、实验、假说、理论、比较、类比、模拟、模型,分析与综合、证明与反驳、归纳与演绎,数学方法,以及这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和反馈方法等等.这些科学方法是从各门具体科学的特殊方法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方法.研究这些科学方法的特点、适用范围及它们之间规律性,就是科学方法论这门认识科学的任务.
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几乎与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在科学史上,凡是有成就的科学家,无不在科学方法上有所建树,因此,在他们的科学着作中,常常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作出了总结.以概括科学的成就为基础的一些哲学家,也对科学方法这个认识工具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科学认识方法的成就,尤其是创建了演绎逻辑;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的《新工具》,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近代科学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认识新工具,创建了归纳逻辑;笛卡儿在《方法谈》一书中,特别重视演绎法和数学方法的作用;在科学大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对实验、假说、归纳推理等科学方法都有重要的总结;十九世纪的穆勒在《演绎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据的原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叙述》一书中,提出了归纳五法.这些划时代的着作,对于研究科学方法理论的发展史,及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展示了人类的高度智慧.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电子、放射性现象的发现,打开了原子世界的大门.随着量子论、相对论和现代宇宙学的诞生,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微观、宇观和高速领域.二十年代迅速发展的量子力学,给自然科学及其思维方法带来深刻的变化;三十年代初中子的发现和这个年代末原子核裂变的成功,给原子能的利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接着,四十年代开始了原子能的利用,随后发展起来的电子计算机,以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后来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产生;五十年代发明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以及后来的宇宙飞船和与此相关的遥感技术;还有五六十年代间分子遗传学的光辉成就;六十年代的激光技术以及现代宇宙学的迅速发展,上述种种,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突出成就.现代科学技术的这些发展,不但大大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使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改观,而且不得不改变着人们对自然的观念,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新成就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带来了科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同时,新的科学方法的采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没有科学方法的创新,就不会有科学技术的新的突破.无论如何,科学方法在科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了.对新的科学方法进行总结,对传统的科学方法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加以研究,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共同任务.
现代科学的明显特点,是其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一致性导致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日益增多的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出现,促进了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使得以前还分离的领域互相沟通起来.因此,研究低级运动形式与研究高级运动形式的科学方法之间可以相互移植,如地球科学由于移植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方法,生物学由于移植了物理学、化学方法,都已突飞猛进.同时,研究事物普遍属性的科学方法可以向所有学科移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这些横断学科,被认为就是这样的科学方法,它们是本世纪科学方法理论的明星.
这些学科的产生是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无线电通讯、神经生理学、数理逻辑、运筹学和统计力学等多种科学技术相互渗透的产物.由美国科学家N.维纳等创建的控制论,又称“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它根据自动控制系统随周围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运动的特点,撇开对象的物质和能量的具体形态,着重从信息方面来研究系统的功能,把功能模拟运用于控制和通讯系统中.这是把传统的类比法和模拟法发展到新的阶段,功能模拟使电脑(电子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功能,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有效方法.这样,控制论突破了机器与生物的界限,把目的和行为的概念赋予了机器.由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等人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是把对象放在有一定结构的系统中,着重从整体与部分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加以考察,以达到最佳处理的目的.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和动态原则是系统方法的特点,它既是确定目标、进行科学决策的方法,又是实现目标、进行科学管理的方法.由美国应用数学家C.E.申农奠定基础的信息论,是把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看作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取、存储、传递、加工处理而实现其有目的性的运动的理论和方法,并认为由于信息流的正常流动,特别是反馈信息的存在,才使系统按预定的目标实现控制.可见,以上三论是密切相关的学科.
由此也可以看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这些崭新的学科,它们不是以客观世界的某种具体的物质结构及其运动的形式为对象,而是抽取客观对象间都有信息联系这样共同的特性,去把握事物运动的关系.它们之所以给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意义,主要在于它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有重大的创新.第一,它们突破了把对象先分割成部分,再从部分综合成整体的传统思维方法的束缚,而是立足于整体,统筹于全局,认为整体的性质和作用,只存在于组成其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它主张“整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的辩证观点.这样,它甚至可在某些部分的机制不清楚时,同样可以从整体入手把握其功能.如人脑的思维机制,目前仍是一个“黑箱”,对大脑的许多部分的功能仍不甚清楚,但我们可以运用控制论的观点,从整体上,也就是从系统上把握它在信息的接收、储存、加工、输出等等的行为功能,从而模拟出电脑这样的装置,使其功能近似于人脑.第二,它们冲破了牛顿和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的范围,对系统内各种信息变化采用了统计理论,不是着重研究系统此时此刻的行为,而是研究所有可能的行为和状态,把握住系统的变动趋势.第三,它们打破了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机器和生物之间的严格界限,把它们统统当作通讯和控制来对待,在它们之中都存在着信息的接收、存储、加工和传递的信息变换过程,因而对物质的运动从这个侧面来认识、来处理.
这样的思维方式反映了现代科学整体化、综合化的特点,使人类对世界的统一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在处理复杂事物时的整体观点和综合方法,以及与计算技术高度精确性的结合,就为现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思路.所以,它们一经产生,就被广泛地应用于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各领域,产生了诸如系统工程学、工程控制论、神经控制论等等学科;并被逐步应用于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社会领域,产生了如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环境保护控制等分支学科.
无论哪门具体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的,这种作为科学思维的逻辑是从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中概括出来的,也是具体的科学方法的进一步总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就是科学研究的一般的方法论.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把逻辑和数学做为自己的工具也可以看出,科学方法论与逻辑思维方式是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近十几年以来,国外的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各界的专家,形成了一股研究系统控制理论的热潮,他们不但把系统理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而且作为一种世界观来研究.许多国家设立了系统研究的组织和机构,出版了专门刊物.早在一九五四年,美国就成立了“一般系统学会”,随后,西欧各国也建立起系统研究的各种机构.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曾蔑视控制论,把它斥之为“伪科学”,从而使它在研制电子计算机等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多年,但不久他们就改变了看法,开始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运用.到现在,苏联对系统论的研究和争论也很热烈.一九七二年,美苏两国在维也纳联合建立了“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后来有十七个国家参加了工作.目前世界上已有成百个研究系统问题的科研单位,有数十种专门杂志.从上述这些情况可见,世界上已形成了系统热.尽管如此,系统论、信息论等理论仍然处在研究和形成的过程中,众说纷纭,异议迭出,还没有取得一个公认的完整的理论形态.
科学研究对象深入到宇观、微观和高速领域以后,观察越来越失去直观性,理论也离经验越来越远,变成更加抽象化、数学化,所以,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于理论思维,对于科学方法论问题感到兴趣.由于实验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过去用纸和笔计算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已经或即将为电子计算机所代替.理论科学家现在的主要任务,用假说的形式提出客观世界的模式,提出新的数学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式、模型推演出与目前乃至未来的实验相符合的结论.总之,由于自然科学日益进入理论的领域,迫切需要理论思维的帮助,因此,目前一些着名的科学家也在研究科学方法论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但在我国学术界,特别是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尚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科学哲学大概是当代哲学发展最快的部门.按照着名科学哲学家M·邦格的说法,科学哲学的目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研究的假定、方法、成果和目标.因此,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应注意吸取科学哲学的积极成果.当前在西方,科学哲学的流行学派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证伪主义等,它们的理论往往以科学中的某些侧面为依据,因而其中有合理的因素,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而必须认真地分析,以引进他们好的思想和观点,来丰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需要不断地从全人类创造出来的知识宝库中摄取营养的).如我国近年来对科学哲学家波普的证伪主义作了不少的介绍和评述.一些同志着文阐述了波普的科学从问题出发,不断证伪是科学发展的形式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也指出他夸大证伪的作用,否定归纳法的倾向,有可能走向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的危险.《科学方法论文集》中收集了这方面的文章,可供读者参考.我国理论界还对科学哲学的另一学派,即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也作了一些介绍和评述.这对于我们了解外国哲学发展的动向,活跃我们的思想,推动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研究都有好处.
由于国际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加之科学界和哲学界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他们之所以能在研究上取得上述突出的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回过头来看我国在科学方法论上的研究,虽然起步晚,基础差,但许多新情况表明,我们有可能追上世界的发展步伐.经过了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极左路线以后,科技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总结了建国以来在科学方法论研究上的经验教训,重新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逐步向着高的目标努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曾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有关科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发表了不少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并编辑出版了一些有关着作.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在这方面有着巨大影响的着作,随着这些着作的引进,我国理论界还对关于这些理论的评价问题展开了活跃的讨论.更为可喜的是,我国有不少科学技术工作者关心或投入了科学方法论和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研究,这对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他们虽有某种方面的不足,但具有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了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许多有利条件.《科学方法论文集》中就收集了他们研究的成果,如钱学森同志的《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王慧炯同志的《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以及王玉辛同志的《诊断方法论》等,都值得一读.我们相信,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联盟,互相取长补短,将使我国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就.
我国许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必须做一些切实的学习工作.为此,他们提出:科学方法论研究不能脱离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必须努力学习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论、新方法,另一方面还必须学习科学史(其中特别是着名科学家的回忆录、传记、手稿、参加重要学术讨论会时的记录等科学思想史资料),要把上述两方面作为科学方法论研究者缺一不可的两种原始资料.从我国目前的研究水平出发,可从专题研究做起,逐步地向系统的全面总结前进.对于科学史,尤其要研究那些典型的、有方法论意义的重大发现,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旧理论体系的矛盾和突破,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以及某一科学家研究方法的特点.对这些进行深入的解剖之后,就易于得出关于方法论的规律性的结论.
《科学方法论文集》一书在切实开展专题研究方面作了努力,它以较大的篇幅对最近几十年出现的系统论、信息论、模糊数学等新的科学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对传统的一般科学方法如实验、假说、类比、模型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还对科学上的重大问题(如卢瑟福的原子模型,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方法论)的意义作了探讨,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这对我国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定会起一些促进作用.
几千年来,尽管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要在新的水平上总结科学研究方法,反过来对科学发展提供认识工具,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观察与实验的关系,归纳与演绎的关系,类推与概括的关系,假说与资料的关系,假说与理论的关系,背景知识与新推测的关系,系统与结构的关系,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控制与信息的关系,此外还有科学理论的并存与竞争问题,不同学说的争论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科学方法在各学科间转移的规律性问题,以及由于现代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如何从事物的研究水平过渡到系统的研究水平,从单值的研究水平过渡到多值的研究水平,从线性的研究水平过渡到非线性的研究水平等等问题,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取得进展.
科学在它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借助于不断增加、不断完善的各种科学方法,大大扩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由它提供的科学预见和技术应用的巨大成功,雄辩地说明对科学方法理论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篇七: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在人类认识自然界中起到的作用

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1846年发现海王星后,许多人猜测它的 轨道外面可能还会有行星.洛韦尔和W.H.皮克林详细算出这个未知行星的 位置.经过多年寻找,1930年初汤博发现了这颗行星,证实了洛韦尔和皮 克林的推断,这颗行星就是冥王星.这个事例说明,科学可以帮助人类认 识自然,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从而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世界.

篇八:科学史的作用

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着名的实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下面有关科学史的叙述错误的是(  )

A.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
B.孟德尔以豌豆为实验材料,花了8年时间,总结出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C.摩尔根利用果蝇为实验材料,经过师生共同努力,为基因在染色体上提供了证据
D.达尔文是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提出生物进化论的人,他的观点给神创论以深深的打击【科学史的作用】

A、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A正确;
B、孟德尔以豌豆为实验材料,花了8年时间,总结出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B正确;
C、摩尔根利用果蝇为实验材料,采用假说演绎法证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C正确;
D、拉马克是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提出生物进化论的人,他的观点给神创论以深深的打击,D错误.
故选:D.

篇九:科学史的作用

中国的科学发展史

1、鼓:
传说公元前3500年中国人已有人造的鼓.公元前3000年,做鼓的方法是用兽皮蒙在框架或容器上.到公元前1000年,米索不达米亚的苏默人制成了一人高的圆鼓,鼓身还绘有图画.后来有了小铜鼓和大铜鼓.15世纪骑兵用的大铜鼓,17世纪时开始为乐团采用.1692年蒲塞尔为“仙后”所作的配乐中就用上了.这种鼓现在叫定音鼓,19世纪有了低音大鼓.鼓声可使节拍鲜明,粗犷有力.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定音鼓.
2、二进位制:
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周易》就是五经之一的《易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相传是由约公元前3000年的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周公作爻 (yao)辞,并经过孔丘修订而成为《易经》.当代的电子计算机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二进制.二进制是谁发明的?《周易》中的“易数”用的就是二进制.换句话说就是伏羲发明了二进制,伏羲就是神农.传说神农尝百草才有五谷,我国才有原始农业.伏羲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可谓大矣!我国北京的先农坛就是为了祭奠神农(即伏羲)而建造的,这里表达炎黄子孙对他的敬佩之情.
3、绳索:
公元前2800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创造麻绳的技术.我国人民开始用大麻纤维制绳.到公元纪元开始时,用大麻纤维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制绳材料.1775年,英国发明家马虚发明制绳机,结束了手工制绳的时代.从1950年开始用人造纤维制造绳索,直径约2毫米的马尼拉绳受到5512公斤的拉力便会折断,而同样粗的尼龙绳则能承受13227公斤的拉力.
4、指南针:
相传公元前2700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发明了指南针.黄帝用指南针,在大雾中辨别方向,打败了蚩尤.根据史书记载,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已使用指南针.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中说,战国时代已有人用“司南”(指南针).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对此记载更详.1090年,中国和阿拉伯航海家开始在船上装设了指南针.作导航工具.欧洲在11世纪左右,才用浮在水上的磁针制成指南针.1250年左右,在地中海地区指南针的磁制已装在有度的卡片上面,并以中央旋轴保持平衡.
16世纪时把指南针镶在带平架上,在船上发挥作用.19世纪铁船用指南针要装上一片弗林德斯顿铁,以校正船的磁力所引起的误差.20世纪制成的船和飞机用陀螺罗盘仪指南针.根据旋转顶点稳定姿态与星体有关的原理,陀螺罗盘有两大优点:既不因接近金属而偏转,双指向真正北而不是磁北.1908年德国制成世界上第一台此类实用仪器.最优良的指南针是美国人斯波里所制.1910年在“德拉威”号船上试验成功,很快就被美国海军采用.总之,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后来传遍全世界为全球航海业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5、养鱼法:
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已经懂得养鱼.那时我国人民能用人工孵化鱼卵,把它养大食用.1960―1970年代,欧美才用人工养殖蛙鱼等鱼类.英国等西欧国家现在每年由养鱼场生产淡水养鱼约有10万吨.
6、赤道式天文仪:
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发明了赤道式天文仪.
7、十进计数制:
中国人于公元前14世纪,发明了十进计数制.在现代科学中是十分重要的,欧洲人正式采用它的最早时间的证据,是公元976年的一份西班牙手稿中发现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14世纪的商朝,便已经采用了.在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中,见有中国人用十进制记述了“547天”的实例.
8、印刷术:
公元前1324年,中国人已会雕刻印章,用墨水印在文件上,印刷术是世界上第一种传播媒介,有了它才可把资料信息传播出去.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我们中国人从古时候起就使用印章,刻上人名或官衔.印章本来是官衔的标职,到公元前1324年,又开始用来加盖在文件上;最初是用墨水,到公元五、六世纪才开始用红色印泥.中国印章大多用皂石、玉石、竹子甚至象牙雕刻而成.中国人认为,有印章为凭的文件书信和票据经签字更可靠.现在的印刷书籍中,最古老的是《金刚经》,由中国人王印刷,如今已成孤本.868年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金刚经》是凸版印刷,它是一幅5.25米的卷轴,用多块长91厘米,宽36厘米的刻版印的.后来落在英国人手中,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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